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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将为文,必有妙观

读到之处

武将为文,必有妙观

——读盖龙云《烟雨任平生——品读苏东坡》

唐 栋

罗浮山下四时春,

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,

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公元1096年,被北宋朝廷贬至广东惠阳的苏轼,在乐观旷达、随遇而安的心境中望着窗外满树红荔写下这首千古佳句时,怎么也不会想到900多年后同是在岭南这块热土上,他会与一个叫盖龙云的人相遇。

这是一种精神的邂逅。

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。

这是一种文化的贯通。

盖龙云,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,历任广西边防部队参谋、作训处长,后任驻桂某师参谋长、师长、副军长以及广东省军区司令员、广州军区联勤部长等职,少将军衔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参加过南疆边境的重大军事行动,荣立战功……就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武将,戎马生涯,文心为胆,在闲暇之余精读细耕有关苏轼的文章——六卷本《苏轼文集》、三卷本《苏轼年谱》、《苏轼诗集合注》(上、中、下)、《苏东坡传》以及《宋史》《中国军事通史》《宋代官制辞典》《元丰九域志》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等,浩浩千万言,漫漫十几秋,研究出了一个他所理解的苏轼。然后,他用拿枪的手将这些写了下来,汇成20多万字的《烟雨任平生——品读苏东坡》。

当我读罢这部编着之后,为之惊叹!不仅仅因为这些生花妙笔是出自于一位武将之手,更因为盖龙云以其独到的认知能力和敏锐的时代感悟,对苏轼文章给予了新的解读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,但多年来人们熟悉的多是文学家的东坡和道家的东坡,而作为儒家的苏轼研究得似乎少了一些。因此我想侧重于儒学角度,结合苏轼的从政活动,选其部分文章做一探索性浅析。”

这一探索,难能可贵,值得称道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鲜明地指出“文章合为时而着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这代表的是中国历代文人文以载道的使命感。“为时而着”,就是为时代书写;“为事而作”,就是关注社会、关切民生,不作无病呻吟之文。由于长期以来对苏轼文章的研究与推介偏重于他隐者、飘逸、超脱的一面,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与东晋后期的陶渊明联系起来,甚至在他俩之间划上等号。诚然,苏轼与陶渊明的确存在诸多类似之处,二人都曾贬官遭遣,闲居于庙堂之外,有着归隐田园的相同生活境遇和心愿,也都写些悠然恬淡的田园诗文。但无论是所处的时代、文学成就乃至精神格局,都有一定差异。陶渊明在当时只是以闲居隐士、崇尚自然、安贫乐道而名,况且其文学成就尚未达到苏轼那样的高度。而苏轼之寄情于山水,只是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时的无奈之举。所以,他虽身处逆境,寄情山水,却并未在那种赏月、耕种、饮酒、写诗的悠闲日子里磨损意志,他始终怀揣坚定信念,等待着有一天时机到来,再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他不仅具有“为时而着”之心,也有“为时而着”之文。盖龙云编着的这部《烟雨任平生——品读苏东坡》,就是对于苏轼这部分文章所做的独到解析。

盖龙云在书中以苏轼一生的行迹为线,以其文章的写作时间为序,分为“英才初露”“造福一方”“任运旷达”“治国良臣”“仁泽岭南”5个部分,选取苏文38篇,在原文注释、背景提示、参考译文的基础上,逐篇剖析解读,行文深入浅出,旁征博引,纵横驰骋,观点新颖。比如对《黠鼠赋》的读解,人们一般只钦佩于苏文所洋溢的浓厚情趣和渗透的隽永哲理,而盖龙云则引发思考:一个当时年仅十一、二岁的少年,何以写出如此深厚的文章?于是他考证苏轼所处的社会背景、家庭环境以及成长经历,从中探寻少年苏轼之所以写出这等文章的缘由。这时就会发现,才华并非天生,而是得自于逆境、磨难、教养、忧思和勤奋。又如《晁错论》,苏轼总结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被杀的原因,一方面是削藩失败后皇帝受到七国叛乱造成的压力和政敌的中伤,另一方面是晁错自己意志松懈、经验不足,给了政敌陷害他的机会。苏轼借此叹惋,想为国家效力但难以施展抱负的抑郁之情跃然纸上。盖龙云在解读这篇文章时,透视到更深的层面,分析造成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,还是晁错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、军事家的坚实素养。这个“素养”是什么呢?盖龙云认为就是苏轼在此文提出的“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”的忧患意识,有了这种未雨绸缪、深谋远虑、警钟长鸣的忧患意识,一个人也好,一个国家也好,才有可能逢凶化吉,立于不败之地。再如《上神宗皇帝书》,盖龙云在详尽阐释之后,将“结人心、厚风俗、存纲纪”的倡导同当今中国社会联系起来,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、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是传统文化上的一脉相承,是政治理念上的息息相通,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……同样,苏轼的《贾谊论》《墨宝堂记》《三槐堂铭》《论商鞅》《赤壁赋》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《答谢民师书》等名篇佳作,盖龙云均有深邃精到、视野开阔的论述,读来感悟良多,获益匪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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